据容宏君先生在其关于刘海粟生平的文中谈及了美展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是，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是1932年6月开始筹备的，筹委会选举蔡元培、叶恭绰为正副主席，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高奇峰等12人被聘为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起始于刘海粟在柏林考察之际，他与德国方面签署的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1932年8月，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成立了筹备处。徐悲鸿、陈树人、刘海粟等6人为常务委员。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筹委会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刘海粟在筹备赴德美术展时，遭遇了很多人的质疑。1932年11月，筹委会决定，任命刘海粟与岭南派代表画家高奇峰同赴德国，筹备画展事宜，这一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之后，很多画家都觉得不公平，认为这次赴德展览一事纯属少数人在操办，作品未经评选，也并未提前展出，不符合出国展出的程序。画家王祺、李毅士等人联名上书向行政院请愿，反对这次画展。他们又去找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要求刘海粟与高奇峰延期启程，原因是作品只是少数人的作品，不能代表全国水平。他们建议展览改由教育部主办，应当广泛征求作品，现代画作部分应当请当代画家和收藏家共同选定。上海、南京的报纸纷纷报道了此事，认为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刘海粟，纷纷将谴责的矛头指向刘海粟。原本计划与刘海粟一道去柏林的岭南派画家高奇峰在接到筹委会通知后从广州奔赴上海，高奇峰原本身体不适，经过舟车劳顿，病情加重，到上海后就住进大华医院，几天后病重身亡。此时的刘海粟，一面忙于筹备海外画展之事，一面操持料理高奇峰的后事，真可谓焦头烂额。美术界同仁的一些非议也让他深感苦闷，刘海粟在日记中（1933年11月2日）这样写到：“我所认识的，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多少应尽一份力量，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族。所以始终没有所谓得失的心。因为没有得失的心，才没有顾及，凌迈超越，一往无前，向真的目的方面走。我相信人真能够有真挚的精神，抱定纯洁的目的，使全人格表现出来，‘力’之所及，没有不成功的——无论在理想上事业上。此次展览会，前后经过许多艰难困苦，实非笔墨所能记述。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想做些事业，真非易事。”不过，如同傅雷评价刘海粟一样：“海粟生平就有两位最好的朋友在精神上扶掖他，鼓励他：这便是他的自信力和弹力——这两点特性可说是海粟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他的艺术天才同时秉受的。”刘海粟便借着他“自信力和弹力”度过了“实非笔墨所能记述”的困苦，最终经蔡元培与叶恭绰的出面斡旋，终于平息风波，在1933年11月14日，带着30多只装满画作的大木箱乘船启程奔赴柏林。1933年12月8日，刘海粟抵达德国首都柏林，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辛苦的筹备，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于1934年1月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正式开幕。德国教育部长茹斯特、外交部长莱拉提、东方艺术会长佐尔法博士、柏林美术馆总馆长曲梅尔博士等都来参加了开幕式。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柏林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余条新闻评论，一时间观者如潮，欧洲民众对遥远的中国绘画表露了极大的兴趣。捷克、荷兰、瑞士、英国纷纷来人来电，要求移展。当时，国内时局衰微，又有人对此次画展横加责难。蔡元培与叶恭绰连拍电报让刘海粟尽快回国，结束巡展。刘海粟认为此次画展是将中国艺术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他不顾国内频频发来

　　的电报，一路将画展开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院、瑞士日内瓦历史美术馆、英国伦敦新百灵斯顿画院。直到接到上海美专资金短缺告急的电报才打道回府。1935年6月，刘海粟携妻子和女儿渡船回国。这次海外画展的成功又一次将刘海粟推向人生的高潮。蔡元培、叶恭绰、黄宾虹等数十位上海画界名流专门在上海华安大厦为刘海粟夫妇接风洗尘。刘海粟克服种种困难阻扰，将中国文化带出国门，让西方感受东方古老文化的魅力，其意义极其深远。

　　纵观这批柏林美展作者出品表的画家应都是一代俊杰，如谢玉岑、陈树人、郑午昌、齐白石等。而今，齐白石已成为美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但在当时,其画价则是几个人中最为低廉的。再如柏林美展作者出品表所示，当时谢玉岑作品售价四百金马克、陈树人作品售价两百金马克、郑午昌作品售价两百金马克、齐白石作品只售价仅一百一十金马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元金马克相等于一点三五元法币,约为今天的五十元人民币左右。因此，谢玉岑作品的售价达到相当于今天的二万元一张,而齐白石则是在五千元上下。如今这些画坛奇才均为故人，捧读这些历史遗品真有“故人望断无寻处”之感。